国有企业历经40年发展，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哪些经验？还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能够为国企改革的再出发提供什么经验？
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他认为，40年国企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历史上国企改革进展快的时候，都形成了改革共识，因此新阶段的改革，应在国企改革上尽快形成共识，要建立容错机制，向基层放权。
中国经济时报：该如何评价国企改革40年取得的积极进展？
周放生：国企改革40年，在企业经营方式层面上有很大变化。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人、财、物、产、供、销，都没有自主权。目前，企业的经营行为，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从形式上看，甚至和国际大公司相比，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国企的制度体制市场化还远没有解决，是国企改革的主攻方向。
40年的国企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企业自主行为，始终存在放权与收权、给不给自由和给多少自由两种改革的争论。40年的国企改革，是潮起潮落、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不是一直在朝前，是曲折前进，有进有退的过程。
经过40年国企改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行政手段，大部分已经破除了，但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制度，作为行政手段的绳索还没有破除。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放不放权，给不给企业自由，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
国企改革最终目标应分为五个维度：一是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现在还没有做到。二是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与其他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三是国有企业要有充分活力和竞争力。员工共享企业的增量利润。四是国有资本通过混改逐渐从充分竞争性领域退出。五是企业能生能死。
按照这五个维度衡量，国有企业改革“行百里半九十”，现在只走了半程，也就是说国企改革任重道远，还有二三十年的路程要走。
中国经济时报：之前的改革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期二三十年的改革提供借鉴？
周放生：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承认存在问题，承认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有问题不能动摇。最近十几年来，国有经济指标看上去还不错，很多人对国有企业是否需要深化改革产生动摇。改革开放40年来，凡是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快的时候，都是社会对改革形成共识的时期，当出现分歧时，对是否继续改革动摇时，就会停滞，甚至倒退。
其次是要放手让地方政府、企业和基层探索试错。改革就是试错的过程，不容许试错，改革就是空话。改革的第一位是试错，在这个基础上做顶层设计。现在顶层设计强调过多，不容许基层探索和试错，不符合改革的规律。要给改革者以宽松的环境，要建立容错机制，要明确只要改革者没有利用改革之机贪腐，一律免责。不是不作为，是不敢作为。不解决不敢作为的问题，去追究不作为，是本末倒置。
再次是要正确认识国有资本流失。人才是企业最大的资本，人才流失才是最大的国有资本流失。是否流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最后，目前国有企业监管有余，激励不足。要坚持激励为主，监管为辅，而不是监管为主，激励为辅。
中国经济时报：您以不同身份参与了国企改革的全过程，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再到研究机构，这个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受？
周放生：我在企业工作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开始转轨时，我在国有企业已工作10年，之后我在企业又继续工作了10年，前后在国有企业基层工作共20年。计划经济时期给我最深的感受是政府管得太多，就像皮影戏一样，政府主管部门拉线，下面才能动。政府要放手让企业去做，企业在市场中自主决策，在比较失败的过程中，明确什么是正确的。
到中央机关工作后，我发现许多政府官员缺乏实践经验。另外，我在机关工作时，不赞成事前审批，主张过程监管。
从研究视角，能够把企业和政府的行为看得更清楚，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改革的具体措施，什么样的方式能解决问题体会更深，可以提出实际可操作性的方案。
中国经济时报：可操作性的方案是指哪些方面？
周放生：“利润共享”是当前国企改革再出发的突破口。
大环境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降的必然性，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国有企业面临的小环境，一方面政府的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恐惧被戴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存在于国有企业。有些人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作为导致不作为。
国企改革目前的一些措施，比如混改、员工持股、破产等，进展迟缓，难以突破。我认为，当前可以从机制改革、激励制度改革入手，调动干部员工的积极性，进而推动混改、体制改革。改革要从易到难，先找薄弱环节突破，只要下决心，就能够推动机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