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第六章所提到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4月关于美国贸易失衡的报告中要求贸易顺差国家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当前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既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德国。第三章曾经指出，德国已经完全摆脱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但是德国摆脱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方式却并没有引起太多争论，特别是关于其庞大的贸易顺差。
德国企业在2000年的电信泡沫时匆忙借入了大量债务，在泡沫破灭之后又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债务偿还(图1-10)。由于德国个人部门在增加储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德国的处境比日本还要严重。不断增加的个人储蓄再加上企业部门的偿债，从两个方面压缩了德国经济，这就是德国一直到2006年年初为止经济表现无力的最主要原因。
我的著作《资产负债表衰退》虽然是以英文写作"，但是却在德国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曼(JosefAckermann)读完之后，在他们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这本书，这使我有机会在作为德国中央银行的德国联邦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举办了讲座。在这两个机构，我们就日本和德国状况的相同点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它们的官员都非常渴望了解日本的经验。
不幸的是，德国的财政支出受到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严格管制，这个条约无视个人储蓄和企业偿还债务额的规模，将会员国的财政赤字一律限制在3%以内。这种僵化显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完全没有预料到经济状况陷入“阴”态阶段的可能性，因此这项条约存在着重大缺陷。但是更改条约对于各个会员国来说又意味着艰难的政治和外交博弈。
最终，德国企业利用欧元区巨大市场和统一货币的优势，通过扩大向经济繁荣地区的出口来应对经济衰退。受惠于统一货币和无关税壁垒，具有价格竟争优势的企业可以在整个欧元区之内不受限制地扩大出口，这正是德国获得世界最大贸易顺差的根源。当然不光彩地说，这是一种向邻国输出失业
的政策。尽管严格来说，因为产品的出口市场也是在使用同样的货币，所以这种政策不能算做以邻为壑，但是德国正是通过抑制本国劳动力成本、增加出口的方式战胜了资产负债表衰退。
但是这最终在欧元区内引发了对于德国过低工资水平的激烈争论，这大概是史上首次，德国由于低工资而受到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抱怨。
我曾经对一位欧洲中央银行的官员说过，如果我是意大利或者法国公民的话，我将不会容忍这种状况。德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是由于德国企业卷入经济泡沫所致，因此造成的后果应该由德国人自己来承担。我建议德国政府利用财政刺激政策来解决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这样它的邻国们就不必为德国的错误而付出代价。换句话说，由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没有考虑到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就有必要在这个条约的框架之下给德国开一个特例。
但是这位欧洲中央银行的官员回答道，欧洲中央银行不会允许这种例外出现。因为它的成员国现在使用的都是同一种货币，如果向一个国家开放这种特例，那就和在美国允许向加利福尼亚州开放一个特例没有任何区别。他认为，即便加利福尼亚向内华达和俄勒冈的“出口”给后两个州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由于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所以对于这些经济问题也只能听之任之。
虽然理论上确实如此，但是美国和欧洲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对于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居民来说，在这两个州之间的自由流动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说，语言障碍却给这两国人民之间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很大困难。此外，当美国的许多州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将会采取措施，利用财政刺激政策来抵消通货紧缩的压力。而欧洲却没有这样的一个联邦政府。
欧元区需要一个新条约
因此对于欧元区来说，最佳方式就是由一个专家组成的权威部门对被认定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国家发放许可，允许其不必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预算限制条款。也就是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应该要求这些国家进行必要的财政刺激。这样就可以通过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国家的政府运用政府支出吸收私营部门过剩储蓄的方式，使得其他国家免受其害。如果每一个遭遇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国家都能够动用财政政策将衰退限制在本国范围之内，那么就可以避免在全欧元区发生合成谬误现象。对于不存在一个统一联邦政府来应对问题的欧元区来说，这样的方式尤其重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没有考虑到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也就是“阴”态世界。但是这种罕见的经济衰退一旦爆发，它就必须清楚指明应该如何行动，以阻止危机向其他国家蔓延。
同时，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没有发生时，所有会员国都必须被禁止实施不受节制的财政政策。假如容忍统一货币区域内的一部分地区随意扩大财政赤字，那么这个统一货币的信用就将被动摇。
欧洲中央银行事实上就是建立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如果告诉欧洲中央银行的官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存在缺陷，需要进行修正，这无异于在质疑欧洲中央银行自身的正统性，因此，这个建议显然会遇到强烈的反对。但是由于这些不当的自尊心和固执而强迫那些正在经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国家和地区平衡预算，这对于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此外，强迫一个正在遭受衰退困境的国家执行与其实际状况不相符的政策，不仅会进一步恶化局势，甚至有可能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民主主义体制。
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证据。如同第五章所提到的，正是由于布吕宁总理固执地维持预算平衡，才造成了德国经济的崩溃，从而为希特勒的掌权铺平了道路。没有什么比一个能够执行正确经济政策，却抱有错误政治理念的国家领导人更糟糕的事情。由于正统经济理念的影响，像欧洲中央银行这样的机构都毫无疑问地偏好预算平衡，所以即使在今天，重犯20世纪30年代错误的风险依然存在。所以，为了预防这种风险，欧元区就有必要制定一个能够同时应对“阳”态和“阴”态阶段的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