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忙中出乱，为了弥补业绩损失，疯狂的补救结果反而让状况更加恶化。温莎决定把自己托付给小型成长股背水一战，但没有人对这种成长性背后的持久性给予足够关注。1961年早期这类股票曾受到市场的关注。像其他类似的投资组合经理一样，温莎在第一时间买进了这些可疑的成长股，享受它们短暂的荣耀。然而，温莎没有尽快兑现把那些不义之财装进口袋的诺言，相反它长期持有，最后反为其所害。更糟糕的是，惊惶失措的管理层把这些腹背受敌的成长股卖在了地板价上，并把收回的资金大量投入到“安全”股上。但高知名度股票没那么容易反弹，因为它们跌得不够多。如果市场继续下滑，这样的策略可能会造成更多损失，不过市场有所好转，但是温莎和市场平均值相比落后得更多了。1963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2.8%,温莎落后了10多个百分点。
被洪水淹没的威灵顿
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共同基金一样，威灵顿基金和威灵顿股票基金的出售主要依靠证券经纪人把股票塞进投资者手中。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驻扎在12个市区的基金销售人员(叫做基金批发员)在全国范围内巡回奔走。他们的工作是说服各地证券经纪人，让他们用投资者的钱买人威灵顿公司的基金。
温莎表现不佳的消息在到处流传，它影响到了威灵顿基金的销售。到1963年为止，温莎的基金批发员对销售状况极为不满。温莎基金的董事们不顾一切地寻求拯救温莎基金的办法。但结果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部分威灵顿基金的股东提起了诉讼，指控管理层盗用了威灵顿的名字和名声，而其中解决诉讼的一个措施就是把该股票基金的名称改为温莎基金。
当我正式成为威灵顿的一名证券分析师时，他们给我的任命状很清楚:放弃做出头鸟的想法。只要让温莎的业绩不伤害到威灵顿就行。
我加入威灵顿但还没搬去费城之前，我拜访了乔·坎宁(Joe Canning)，他是威灵顿公司分配在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基金批发员。他邀我共进午餐，当然， 我接受了。他比许多搞销售的家伙要有头脑，当然作风也很强硬。当我到达威灵顿总部办公室的时候他预先通知我，可能有人会告诉我批发员们赚钱非常多，然后他强调了好的投资产品必须要具有吸引力的必要性，而没有好的产品他和他的同行们可就有的罪受了。这些我都记下了，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他的墙上挂满了威灵顿管理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照片。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照片有一天也会加入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