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特鲍恩在选择好的国家在进行投资时给出的11条建议
1.优质的公司是投资的基础，但在评估一个有投资前景的国家时，莱特鲍恩总要看总统和议会是不是站在一条线上。比如说梅内姆在刚刚当选阿根廷总统时，决心把经济从庇隆派的掌控和限制政策中解放出来，同时他又控制了持同样看法的国会。有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好办法还不够，实施这些想法的个人必须有坚实的政治支撑。
2.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发展也一定能持续发展。因为这些国家会把精力放在开采和重新分配已有资源而不是集中力量创造新财富上。
这和大家对于自然资源的普遍看法背道而驰，值得我们深思。我问了莱特鲍恩关于智利这个国家的情况。我知道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比如铜、森林资源、渔业和农业等等。他回答说智利这几年发展最快的领城不在自然资源这一块。我自己对这个看法添加的脚注是如果公司充分利用了国家的相对优势——很多时候说白了就是人力——就很容易成功。日本没有自然资源经济却依然强大，印度东南部因为发展软件编程工业而经济腾飞。相反，古巴却集中力量种植甘蔗。
参观现在位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古代沙漠贸易中心，看到壮观的庙宇和纪念碑，莱特鲍恩想到，贸易才是通向财富的道路，不是生产，尤其不是农业生产。
3.一个国家的变化因子一定来自于已有的政治组织，但一定是与传统政策大不相同的。这个见解很深刻，可以拿阿根廷做例子：梅内姆曾经是庇隆派的，他认识到了那些教条的破产。
梅内姆的当选颇具戏剧性。这位主张自由经济的候选人主张阿根廷应该加入现代世界，平衡公共账目，政商分离，解除管制，进行私有化。如下图所示。梅内姆当时是代表庇隆党的候选人，而庇隆党恰恰是推行反动倒退政策的政党，竞选之时，他到处奔走呼号：“为我投票！”但是当选之后他推行的政策却是完全和对手党一致的。
梅内姆的主张
4.这些有优良投资机会的国家，其人民愿意存款和再投资，而不是花钱买更多的奔驰车。莱特鲍恩以20世纪80年代的智利为例，这个国家当时享有很大的贸易顺差，而事实上在他看来就是国家存款的一种形式。
5.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应该比较高。人们应该有信心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足够自信地将这些方法付诸实施，这就得有足够的受教育人群。没有截然不同的民族种群是个很大的优势，这更容易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而没有内部争斗。
6.莱特鲍恩说：“应当有刺激和引导国内储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避免太过依赖‘外来人’的好心来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需要高储蓄和投资率来建设高速公路、地铁、机场、下水管道和发电厂等等。由于这些基础设施我们的先辈们已为我们建好，现在我们总是认为它们的存在理所当然。
7.允许资本运作的体制应该已经到位，不管这一体制有多原始，总比从头建起要强。比方说，一定要有银行体系，至少知道如何利用存款，有信用分析能力，哪怕这些方面尚不成熟。行得通的法律体系也应该早就建好。
在我尚不掌握确切信息的时候，我问了莱特鲍恩有关一些投资家在东欧（有段时间也在俄罗斯）买票券大获成功的事情。他说当时俄罗斯体系还很原始的时候，票券事实上就是在索取公司总利润排成的长队里买个位置，因为那时候还不清楚谁将会是那些企业的最终所有者，从西方所有权的观点来看，就是不知道谁会控制现金流。
股票交易体系必须存在，这样才有可能投资成功。莱特鲍恩认为，与寻求具体的法律体系同样重要的是，投资者也在寻求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认为资本的提供方有权获得相应的收益，并且应当被看做企业的合伙人，即使其投资人的角色不如其他人那么重要。这种文化也应该接受企业家精神，将其看成复杂又富创造性的活动，在此活动中的相关各方应分享利益。
8.在有利于投资的国家，政府不应该插手商业事务。政府不应该直接经营企业，强行控制价格，指导企业如何获得资本或是招募劳动力。所有这些做法都会与基本原则相悖，原则上，今后的做法应该比现在要好，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创造新财富。
9.莱特鲍恩用的另一条标准是这个国家应该有较低又稳定的税率。政府应该激励人们保留利润进行再投资，但同时政府不应该给非理性投资提供动力，以致带来工厂布局错位和行业扭曲发展。他认为，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比成熟经济体更适宜低税率，因为成熟经济体内的低税率会给资本错位提供动力。
10.应该放开对劳动力的管制，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以人们创造的生产力为标准支付薪水，而不是按照他们获得的法律特权，通常这些特权对个人有利，但却无助于公司或整个经济体。
11.所有这些标准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投资者应该等到有正确理念并且有能力将这些理念付诸实施的人当权执政。比方说，他们采取的措施应该能在一定时间比如3年之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话，一个领袖的改革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想要实现这些政策改革的领导人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技巧来向人们解释改革的好处，这样才能抵制一些因为改革受损失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来自工会的抱怨与反对。只要政策能够很好地得以执行，政府是何种形式并不重要，但是政府应该保证其政策有10年左右的连续性。
莱特鲍恩认为非洲要实现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还需要很长时间。人们需要从最基本的生存境况进入现代社会，可这条路上的障碍却在不断增多。非洲很多国家的生意都是家庭作坊式，或者部落经营的，这完全阻碍了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积累。
我这里想指出家庭在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作用。有些国家，比如希腊，家庭观念非常强。这是好事，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观念淡薄不利于培养后代。但在希腊这样的国家里建大公司特别困难。那儿的人不会说：“我是IBM的雇员。”他们只说自己是某某家庭的成员，对受雇公司的忠诚总比不上对家庭的忠诚。
莱特鲍恩说：“社会之所以会发展繁荣是因为它们看到了合作的优势。”人们必须舍弃那种什么都抓得紧紧的小农心态。不能相互信任就不可能共担风险，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就被扼杀了。拉丁美洲国家都没有学会盎格鲁-撒克逊人折中的窍门，因此总是采取很极端的措施，甚至革命。对立的双方都认为自己100%正确，而不是90%正确。
还有些国家的心态也让投资者很困惑。比如说缅甸，路边告示牌上打广告的都是些很奇怪的服务。莱特鲍恩发现那儿的人觉得命运已定，人力无可影响。这是佛教，从某种程度也是印度教的特征。“如果对待问题的普遍方法是求助于宗教或是酗酒而不是努力携手解决问题，那投资者是看不到什么前景的。”
我在前面提到过吉姆·罗杰斯说要在一个国家刚刚开放对外投资业务的时候抢先行动的方法。莱特鲍恩经常去秘鲁，给我讲了罗杰斯在那儿的经历。说他有天跳上摩托车去证券交易所，问有没有说英文的股票经纪人。前秘鲁国家奥林匹克篮球队的一位75岁的老人说英语，罗杰斯把他叫过来就开始证券操作了。（这个经纪人还记得1936年奥运会上杰斯·欧文斯跑步夺冠时，希特勒因为看到非雅利安人夺冠，脸上恼羞成怒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