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卡伯特的福特基金会及对哈佛大学加入基金会的劝阻
卡伯特职业生涯的最高峰出现在1972年。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麦克乔治·邦迪多年来一直号召美国的大学利用其捐赠基金大力投资，这样资本成长快，尽管有风险，但是不仅收入上涨，还可占到市场升值的好处，尤其是在牛市。那是多么振奋的时代啊！那时候，美国公司发放的红利占总收入的比例要比后来高得多，因为之后收入都被用来进行股票回购和公司收购。当然债券的资本价值也一直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缩减。因此实际收入不得不限制你的花费。
福特基金会作为私立机构慷慨资助了很多美国大学，福特基金会的大声疾呼让很多大学蠢蠢欲动。基金会的公告出来时，正是牛市一片欢腾之时，因此吸引了为数不少的美国高等学府踏上险途。耶鲁大学中招了。哈佛，是的，即使是哈佛也被打动了。校长和同事们开始斟酌他们是不是也该有所动作。
而在波士顿的另一头，越过查尔斯河，保罗·卡伯特则勃然大怒。虽然他已不再是哈佛的财务主管，但依然向校长办公室撰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很快就在大学的管理层、教职员工和校友们当中传开了。这一风波在很多教育界和投资界人士脑海中还历历在目。
以下是信件全文（删减了部分统计数据和例子）：
亲爱的伯克校长：
我听说您和其他哈佛理事会成员正在考虑动用专用于目前开支的资本（实际上是资本收益的一部分），您还想使用大学捐赠基金的所有收入。
此封来函的用意是劝您三思，不要采纳这条风险大、不公平、不明智，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策。
自哈佛大学1636年建校以来，我们一直经历着（除了少段时间外）物价高涨、美元贬值，即通货膨胀。我想您和理事会其他成员也承认这样的状况将来还得继续，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最多只能稍微延缓目前快速增长的通货膨胀率。
如果哈佛和其他机构和个人认识不到这点，并且不能像过去一样有所防备的话，未来的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如果现在花费了资本，很明显，将来能用来获利的就少了。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当然，对每位在任校长来说，这些交易都是很诱人的。但是这种政策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严重后果只会在这些校长们入土为安远离人世之后才会真正降临。
我曾服务过两位前任校长，他们总是百分百地支持我拒绝花费资本。事实上，当时每年获得的收益都比我们每年允许自己使用的开支多几百万美元。
1948年6月30日，哈佛学校基金的总投资和特别投资市值超过耶鲁大学约1亿美元。到1971年财政年度末，这些基金的市值约为：哈佛，13亿美元；耶鲁，5.47亿美元。哈佛的基金总额比耶鲁多出7.5亿美元！原因是什么呢？这段时间内，哈佛接受的资本馈赠更多是事实，但也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吧。而主要原因是投资政策，最重要的一条是哈佛每年都有结余，而与之相反，耶鲁多年来每年都动用了资本本金。耶鲁现在一直有这么做下去的政策。这条不幸的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隐性的，也被迷惑人的数学符号公式掩盖了。但简单的事实是，耶鲁的政策就是动用资本本金……
最后，我恳请您和哈佛理事会的其他成员慎重考虑，不要扼杀了那只多年来为哈佛下金蛋的鹅。
我之所以让这封信尽可能公开，是希望哈佛和耶鲁的校友和朋友们能够有所行动，恳请哈佛不要踏上那条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险途，也恳请耶鲁尽早回头是岸。
真诚的
保罗·C·卡伯特
卡伯特后来赢得了胜利。常识和老到的经验让他再次获胜。哈佛波士顿式的传统不仅胜过了耶鲁纽约式的传统，还保证了几十年来哈佛的优越性。这也意味着哈佛拥有更好的捐赠基金主席、更多的奖学金、更大的图书馆、更聪明优秀的学生，因此也对美国和世界带来更多有益的影响。但是哈佛也要戒骄戒躁啊！
市场崩盘时，很多大学发现他们当初拿着预算资金去期待资本收益，结果市场非但没涨，反而崩溃了。为数不少的捐赠基金，还包括福特基金会本身，因为对自己鼓吹的那套信以为真，在那段时间里也经历了巨幅亏损。
麦克乔治·邦迪当时还敦促基金会的财务委员会采取相同的投资政策，作为委员会一员，现在只能自食其果了。1966年至1974年间，令人咂舌的损失出现了。邦迪到任时，基金投资组合价值约为37亿美元。到1970年，已经跌到28亿美元，然后继续暴跌，到1974年，只剩下了17亿美元……福特基金会在15年时间里几乎损失了其资本原有价值的3/4，用现在的美元折算，损失了近60亿美元的慈善资源。如图所示。这么大规模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
基金投资组合价值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