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投资革命》初稿时，我希望书中包含的理论会对更广泛的读者有实用意义。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在一个人们认为可以毫不困难地打败市场，且只注重赚钱的投资世界中，大多数理论都是不尽如人意的。风险只是偶然事件。
冥思苦想之后，我只想到3个理论运用于实践有价值的实例——富国投资咨询公司(WellsFargoInvestmentAdvisors)独立开发可售性产品，如指数和战术资产配置产品；巴尔·罗森伯格对资本理念富有启发性和影响力的研讨；默顿市场看跌期权的复制投资组合的操作版，海恩·利兰(Hayneleland)和马克·鲁宾斯坦(MarkRubinstein)的“巅峰之作”，投资组合保险。当时我已想不出其他的例子了。
风险管理是这3个实践应用的核心。但风险管理一直是金融理论的核心。1952年以前，没什么将我们与世界深刻地分开，直到人们有了对风险在投资组合管理中决定性要素地位的迟来的认识。这种对风险地位的迟来的认识无疑解释了为什么15~20年前，很难找到资本理念的实践应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金融学的核心开始时来运转了。还没有哪个新的金融理论能与以下的理论媲美马科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公司金融埋论、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期权定价模型，但是对这些理论的运用正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发展。理论引领和塑造着实践而实践反过来又重塑着理论的各个方面。
巴克莱国际投资公司(BarclaysGlobalInvestors)运用指数方面的各种理论，对市场有效性提出了新的见解。耶鲁的戴维.斯温森运用资产配置理论的基础结构解释了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最优化理论的重要性。比尔·格罗斯和马文，当斯马从贝塔中分解出阿尔法，为CAPM的操作可能性注入了全新的观点。高盛在将费雪·布莱克的均衡理论融人主动性策略观点时，从中得出了新颖的见解。而这些只是数以千计的创新中的一小部分。
没有什么永恒不变。新的参与者、新的机构以及新的金融工具导致了风险管理的新策略、寻求阿尔的新途径、全球的新市场以及理论结构的新变化。大胆的试验和革命性的技术屡见不鲜。这就是本书的主题。这些观点将始终处于中心，但围绕它们的结构则是动态的、不稳定的，是一个达尔文所谓的持续不断的进化过程。正如我早前引用的罗伯特·默顿的话，“我们有一套全新的模式。不，是一套更丰富的模式。资本理念的解释依然正确一并非那些观点错了，而是我们得做转变，我的意思是我们得了解这个体系以及它是如何将运用这些观点成为可能的。”
进化的一个特点是必然性——物种的变化和发展源自它们不可控制的力量。但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的物种。与自然现象的发展不同，人类社会休系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目标。正是这些目标在最初促使了人类社会体系的建立。许多体系并非某人灵机——动就能随时随地建立的。相反，休系是试验和错误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有可能是完美的，但更多的是不尽如人意。体系可能随着使用它的人们的有意识的决定而改变，但这种改变的方式却源于进化的力量。
我认为这一过程没有理由停下来。鉴于《投资革命》一书于1992年发表以来过去的时间和涌现的金融创新，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些理论概念非凡的生命力。它们在实践中的应用将有无限的可能性，正如本书每一章节所展示的，资本理念改变组织环境，规范金融市场结构和投资策略，建立基准与开创全新的经济金融远景以适应市场需要。
这些发展不仅限于股票、债券及衍生工具市场，也同样反映本书的主角，金融学与广义经济学以往的更负盛名的主角有着本质的区别。当哈里·马科维茨、比尔·夏普和默顿·米勒因在金融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成果而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整个经济学界深感意外。但正是在那时，金融学完全被认可为了广义经济学的一部分。
近些年来，经济学本身所探究的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但对经济理论的实证研究却发展艰难，而且本质上存在固有的矛盾。可用的数据几乎都是预测值而非真实值，另外较新的数据还会经常性的被修订。经济学家们可以根据经济理论提出创造性的政策建议，但他们事先如何能确信自己的建议在实践中有效?但至少经济政策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同样的，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也存在模型与各种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相适应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像政治和社会学这样的钦性社会科学能影响和制约经济学的硬性假设。
金融学具有近200年来大量不需修订的实时数据库，而且自1925年以来，这些数据更易获取且更精确。在这方面，金融学有巨大优势。这些数据反映了伴随着的希望和绝望，创造的财富和遭受的损失，也同时是整个经济的重要变量。如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Mishkin)所说，“把金融系统想象成经济的大脑。也就是说，它是配置资金到其被企业和家庭得到最有效利用的地方的协调机制，而配置资金是经济活动的生命源泉。如果资金被误用或根本不流动，经济就会无效运行，最终将会出现低增长。”金融市场透露的数据不论好坏，都是“经济的大脑”和“经济活动的生命源泉”。
这一特别的数据库是反映金融市场基本特征的重要机制。早在1900年，这一机制成就了尽管不知名但却最具影响力的金融理论家之一的路易斯·贝切利尔(LouisBachelier)(见《投资革命》，第18~23页)，以及后来所有的资本理念创立者们。以后则会有更多。
尽管让从业者说服自己接受这一理论的启示还需要时间，但是从1971年富国投资咨询公司的首个指数基金到本书描述的当今从业者们的各种活动，该数据库已经成为了应用的踏板。只要被人们理解并经实际检验，金融理论就能激发金融实践与策略的创新。
默顿·罗闻全和希勒正运用资本理念因素，为个人投资者风险/收益的权衡创立新的系统结构和金融I具。马科维茨和夏普在风险性质的研究中开创新领域，而斯科尔斯则在风险转移发生的市场中心的研究上有所建树。在火热的积极型管理上，激烈的竞争伴随着日益增加的复杂化导致了投资组合策略、风险管理以及交易费用上的巨大创新。仿佛新思想永远不会干涸，行为金融研究者们正努力寻找着通往阿尔法新来源、创造更高收益以及低风险水平新策略的路标。：
这种发展并不限于美国的机构投资者。荷兰资产达1000亿美元的退休基金巨头——PGGM退休基金完全改变了它的内部投资程序，把重心放在阿尔法和贝塔上。据其首席投资官利奥·卢勃(LeoLueb)所说，通过这种方式，基金“现在可以更有效地管理风险预算和致力于找出可持续投资回报。”丹麦市值600亿美元的大型退休基金ATP在2005年做出相同的转变，其改进风险管理和分散性的尝试显而易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轻易预测，从现在起5~10年后，市场和投资策略将会与现今产生多方面的不同。但是这种预测几乎没有价值，因为它不能告诉我们改变的方向。我们是如何从这里到那里的呢?我们可能不知道路会怎么走，可是至少我们必须认清大部分可见的路标。
到了2006年年末，有两股力量似乎掌控了通往未来的路：全球化以及越来越有效和难以打败的资本市场。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新发展。
全球化是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但本文的全球化不仅指旧世界与新兴市场间的资本和贸易的往来，尽管没人会低估这些发展的重要性。就像美联储理事拉多·克罗兹纳(RandallKroszner)所说，全球化“减少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那么，全球化也当然切断了市场进化的界限。
在《投资革命》里，我把美国金融市场称为“耀眼的发明”。一点儿没有降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但其他国家的市场正在以同样可称为耀眼的速度追赶我们。这些市场正在追赶着我们市场交易工具的深度、广度、流动性和多样性。
亚洲国家从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以后，这种发展日趋明显了。据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MorganStanleyCapitalInternational，MSCI)计算，从1998年底到2006年9月，世界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增长了68%。但是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市场却增长了79%，而美国只增长了57%。我们如果除去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大市场，这种表现上的差异更为明显，剩余市场的容量自1998年年底以来增长了108%。
外国市场的强势表现越来越明显了。从2000年危机后十分接近谷底的2002年底到2006年9月，世界其他市场增长了128%，而美国市场仅增长了58%。这期间，54个市场中仅有3个巾场的增长率低于美国。结果是美国市场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从2002年底的54%下滑到2006年9月的45%。
这不仅仪反映了新兴经济体中较小市场的快速增长。的确，这些新兴市场获得了三位数百分比的快速增长，但即使是几个大市场的表现也大大优于美国市场：2002年仅次于美国的五大市场，英国、日本、法国、瑞土和德国，平均优于美国市场57%。
没人可以预测今后外国市场相对于美国市场会有怎样的表现。但是，有证据显示，近期的趋势可能有自我增强的特点。这可能导致未来美国占世界股票市场份额的进一步减少。
过去美国股票市场垄断了世界市场公开发行业务。但随着国际市场近些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2005年30大新的全球公开发行中，有27次在美国以外的市场进行。三次国内发行只占世界总发行量600亿美元中的50亿美元。2006年前三个季度，30大全球公开发行中，有24次在国外发行。部分发行转向国外可能是由于想避开以《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Sarbancs-0xlcy)为代表的日趋严格的美国证券监管，但是除非这些市场准备好了能应付这样的大额业务，否则这样大量的业务不可能转向其他市场的。“
这一切只是个开始。2006年10月底，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史上最大的发行——160亿美元。该银行同时在上海市场募集了60亿美元资金。
在公司债券发行上也存在类似的趋势。2003年间，美国市场在全球公司债券的发行上一直占世界市场超过50%的份额，而欧洲的份额则少于40%。2004年这种关系发生了改变。2005全年及2006年(到10月份)欧洲占债券发行的份额上升到了多丁45%，而美国的份额则下降到约43%。
向更有效市场的转变和全球化一样，是绝对而有力的。史蒂夫·罗斯所谓的主动型鲨鱼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吞噬明找到的每一点阿尔法。本书中提到的积极型管理者——耶鲁、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马文·当斯马公司、BGI、高盛——管理着巨额资产，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鲨鱼。它们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压力是什么。它们每天都在与大量的管理者们竞争，创造可转移阿尔法策略，深入挖掘衍生工具市场，分析行为金融的最新研究报告。由于对冲基金业务的快速增长以及如120%买空/20%卖空之类概念的衍生，卖空必将为对看似高估资产的投机提供更有效方法，从而增加市场有效性。
创新性策略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技术不断改变着市场上的买卖过程，绕过市场而通过计算机直接连接买卖双方的交易所占的比重口益提高。交易费用越低，则管理者可运用的策略的种类就越多，对市场有效性的驱动力也就越强。
BGI的布莱克.格罗斯曼说：“市场十分有效，十分动态，不断变得更加有效，所以要打败市场也更加困难了。我们的‘半条命’计划正在减少。”耶鲁的戴维·斯温森表达了他“对市场有效性的尊重”。高盛的鲍勃·利特曼声称“我不担心市场完全有效性——日前。但是它们正不断变得更加有效，而且很快。世界正走向量化，变得没有秘密了!阿尔法已经供不应求，难以获得了。”迈伦，斯科尔斯有个类似的观点：“我们是无数支队伍中的一组，通过压缩时间使市场变得更有效。”
此外，可转移阿尔法策略更加注重创造额外收益，而不像旧式方法那样希望从主要任务是创造贝塔，或资产类别，或收益率的管理者那里获得阿尔法。
极端地说，这一过程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或像斯蒂芬·罗斯所见，“我认为这属于海森伯格(Heisenberg)金融原则：异常的发现带来它的消亡。”
被鲨鱼们贪婪地追逐着的各种形式的阿尔法都很短命。何以见得市场不会达到所有可见的东西都被鲨鱼们蚕食掉的一天呢?那么，到头来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风险与收益正好抵消掉的完全有效的市场。这样我们就达到了费雪·布莱克所谓的均衡的天堂了。
确实有人相信我们能接近那种情形。亨利·伯杰(HenryBlodget)因为曾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泡沫期间担任美林公司的高级网络分析师而出名但却声名狼藉。2005年11月14日，他在自己名为《互联网局外人》的博客里写道：这是最有趣但也可能讨厌的部分我认为对大多数投资者最有利的投资策略是根本不要买卖股票，而只将资产投资到低成本的被动型基金。我曾经不以为然。认为把大量的精力、脑力和资金用来到购买‘好’股票和出售‘坏’股票通常只是浪费(或者更糟)。我在华尔街工作时，这种想法被认为是荒唐的。但是离开这一行几年后，我检验了证据，却惊奇而失望地发现这是多么正确。
尽管伯杰对此深信不疑，但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结果产生的可能仍是微乎其微的。杰克.特里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他发现“只要你认为人人都掌握了相同的信息，你也就同时排除了大部分的交易问题。因为交易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们认为自己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如果市场真有一天由于所有阿尔法机会都被贪婪的鲨鱼们耗尽而达到了完全均衡，人们都转向指数基金，我们考虑一下会发生什么。如特里诺指出的，人们再也没有交易的动力了。资产价格将会保持不变。但是即使这种情况将到来，市场之外的世界也不会处于均衡状态稳稳当当：市场之外的世界永远都是处于一种变化和不均衡的状态。
静态的市场处于动态的世界，这一奇怪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基础因素发生了变化而资产价格保持不变，成千上万的交易机会就会产生。鲨鱼们嗅到丰盛的大餐，会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市场上来。市场将会立即恢复活力，就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只是市场形式和功能可能因为出现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在短暂的平静期内发生改变。
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也已经认识到，市场神奇的生命力是不可抑制的。但是宏伟的资本理念系列理论已经培育和引领如今的市场发展到了一个比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仍然在以最生动的形式发挥着作用，而约瑟夫·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还在猛烈地向一个方面刮着。熊彼得提醒我们，“收益……本质上只是暂时的：它会随竞争和调整而消失。”
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