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主要研究的领城是跨国公司。我开始关注的是，货币怎样在全球范围的跨境流动影响跨国公司。当货币盯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消失之后，许多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都在写关于“国际金融体系即将崩溃”的文章。我认为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我曾试图在银行找份工作，但是他们都说:“你没有MBA的学位，你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我告诉他们:“当你们贷款资产组合开始出现坏账的时候，你们将需要一些像我这样的人去帮助你们分析。”他们当时都嘲笑我，但是在那的四五年时间之后，一些主要的银行纷纷倒闭了。
与此同时，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工作。一天晚上，他跟我聊有关全球市场的话题，问我对于德国马克的看法，之后我写了3页我的看法并且寄给了他。他说:“这好极了，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为我工作呢?”我告诉他我将很可能去华盛顿工作，而且对交易所的工作不太感兴趣。他后来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嘿，小伙子，就这一次机会，我不会再邀请你了。如果你真想去华盛顿，那你就去吧，不过我告诉你这可是你一辈子的机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你是一个年轻人，而且没有结婚，你不懂的一切事情我都可以教你。”
那时我除了在做篮球赛的裁判员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所以我就去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那里，一个叫伦尼.菲德曼(Lenny Feldman)的伙计教我关于市场和交易的课程。他已经破产好几次了，没有比失败案例更好的课程了，我认为我通过他失败的教训在学习上搭了一个顺风车。
我去他那里做套汇业务工作，一周200美元的薪水。渐渐地，我接手了这项工作，而且业务规模也增长了很多。我们在外汇期货和“现金+远期价格”之间进行套利，这一切与1977年大不相同了。这可是稳赚不赔的纯粹套利，因为我们交易中设定的是精确日期——是完全无风险的。后来，随着我们的操作变得更加熟练，我们开始在合约的到期日期上做文章，即承受一些小的风险以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后来，这种交易的利润价差变得非常狹窄甚至于不能弥补风险，尽管交易量是巨大的，但是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市场在发展成熟之前对我们不利，并且在此期间随时可能爆发破产风险,那么我们从事这种交易的主要效果就是，仅仅给市场提供了流动性、给交易所缴纳了保证金，而我们自己却获利甚微。于是，我们最终在1993年停止了这种套汇交易，然后我开始集中精力在宏观投资策略交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