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通过倾听和阅读，了解并体会人们正在谈论什么，这样就可以衡量。如果每个人都在谈论对美元行情看跌，即使我自己也对美元行情看跌，我也会打消这个想法。比如，今年，我错过了美元上扬这个交易，正是因为当时许多人都在谈论美元潜在升值，因此我对此不感兴趣。市场交易并不仅仅就是定位，你要考虑人们谈论问题的内容背后意味着什么?
当我开始考虑市场定位时，我会从长计议，思考在过去的两年、或五年发生过的事情,从而了解真正出色的市场头寸是什么；而不是考虑那些短期的、过度购买或过度出售的事情。
我总是喜欢货币交易，因为在货币的背后总是存在基本的流动。一种货币正处于上升趋势，但该货币母国却存在贸易赤字或国际收支双赤字，那说明市场中肯定有多头在建仓。反之，一种货币呈现为下跌趋势，但该货币母国却存在贸易盈余或国际收支双顺差，那说明市场中肯定有空头在抛售。
真正好的投资机会，通常都发生在大趋势之后。我喜欢去发现趋势什么时候出现，人们何时倾向于市场某一端，以及去寻找那些能预示着趋势变化的事情出现的时间。那种事件，可以是中央银行事件,比如，德国马克/瑞士法郎交易，也可以是经济事件，比如2000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也可以是纯粹的市场枯竭。对于我来说，前两种事件与最后一种事件相比，我更容易发现并且也更容易理解。然而，有多少交易员喜欢寻找最后一种事件——市场趋势的枯竭，我发现这很有趣。但我认为，要时常准确地判断出最后一种事件类型非常困难。
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是我所捕捉到的一个大格局事件的典型例子。就像我经常捕捉到的其他大格局交易的情况一样，我在欧洲汇率机制崩溃大约前一年就捕捉到了该事件。在1985年到1991年期间市场上一直存在活跃的套息交易，因为欧洲的欧洲汇率体制为其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设定了固定范围。当欧洲汇率机制中的一种货币达到波动幅度的某一端时，弱势货币国必须提高利率，而强势货币国应该减息。因为即期汇率没有变，但两个币种的未来相对比价却将发生变动。远期汇率将根据弱势货币的贬值程度进行定价，但是政策制定者并不允许这样，因为远期汇率将给欧洲汇率机制带来汇率调整的压力。
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高收益货币是非常理想的购买物。政策制定者有义务维持不同币种的汇率平价水平，但是市场价格却假定他们不可能维持平价。而当高收益货币达到波动幅度的下限时，其利率还在上升，此时似乎哪怕是一个笨蛋也会冲上前去购买。
这是非常好的交易，因为低收益货币国拥有低通货膨胀率以及低利率,而高收益国家拥有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利率。该政策体系本来就是设计用来挤走高收益国家的通货膨胀的。因此这里存在明显的套息空间，而政府将维持该政策。
但是在柏林墙倒之后，由于要重建东德，德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加剧，而德国的利率也上升了不少。这样，突然之间，像德国这样的低利率国家也开始变成高收益国家。与此同时，全球正在面临通货紧缩，美国的经济疲软不振，日本的经济泡沫正在破裂，英国已经出现了房地产过度繁荣，而其他几个发达国家也正处于高利率环境之中。这样一来，相对来说，高收益国的低利率以及低收益国的高利率就不得不面临着压力，这使得套息空间正在被逐渐削弱。
到1991年，套息交易的报酬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不再那么显著了，而该交易的系统内风险却正在累积建立。当投资者对于这些高收益货币进行非常高的杠杆交易时，风险/报酬比已经错位了，因此我开始期待该汇率体制的解体。
套息交易中糟糕的风险/报酬比，也是造成我最终离开银行家信托公司的一个原因。就在他们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前，我在1991年11月上了《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封面，谈论了全球经济呼唤低利率，而德国马克的重新估值将可能解决该问题的话题。因此银行家信托公司的管理层对于我对套息交易泼冷水的言论非常不满。他们]那时正在进行套息交易，而且很投入，但他们远在伦敦的主要研究人员却说整个体系将会走向崩溃。该事件造成了我和管理层的关系紧张，最终我们配合协调不是太好，因为我看到他们所希望投资的一个地方出现了困境。我不知道在离开之后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怀疑他们遭受了严重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