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财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共同基金的券商们在鼓励自己的股民怎样做和自己的实际做法上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他们要求股民“买入并持股”，而自己却频繁地买卖-买入卖出，再买再卖。正如巴菲特所言： "共同基金行业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它告诉投资者所做的之间毫无联系。”
很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投资者被告知买好股并连续持股，为什么投资券商每年要疯狂地买卖股票呢?答案在于基金行业内部的动态活力使得资金管理者很难超越短期利益。为什么呢?因为共同基金行业已经变成了一个短期业绩竞赛游戏，而且业绩完全由价格来衡量。
今天，资金券商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产生出令人眼红心跳的短期业绩数字来。这些数字必须引人注目。
每隔3个月，权威的金融刊物如《华尔街日报》和《拜伦》都会公布共同基金季度业绩排行榜。过去三个月业绩最好的基金移至排行榜前几名，他们被金融界人士在电视和报纸上大加赞扬。基金亦赶紧为此庆祝，大做广告宣传以吸引众多的新储户。投资散户们则一直等着看哪些券商是“手香的” 然后迫不及待地将钱投过去。的确，季度业绩排行榜起到了区分有才华的和平庸的券商的作用。
这种将业绩固定在短期价格上的做法不仅仅局限于共同基金，或只在共同基金里显而易见，它控制着我们整个行业的思维。我们已不再处于用长期业绩来衡量券商的环境中了。甚至那些自己操盘做自己券商的人也受到这种不健康环境的影响。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都已成为营销机器的奴隶。这部营销机器几乎注定人们业绩平庸，而被卷入这个怪圈的人似乎又很难摆脱出来。
但是，如前所述，还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善投资业绩。只是最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产生高于平均水平收益的战略与我们评判业绩的方法风马牛不相一个是共同基金券商的方法，另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方法。这真是残酷而具讽刺意味的。
1986年，在巴菲特发表了《格雷厄姆-多德都市里的超级投资家们》这篇文章以后，有人写了一篇题为《短期业绩与价值投资真的水火不相容吗?》的文章。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校友同时又是美国基金会的证券商沙罕，他提出了我们现在正要提出的问题：基于短期业绩来评判资金券商的投资技巧到底合适吗?
他注意到，除了巴菲特本人，其他被巴菲特称之为“超级投资家”的人--他们均无可否认地懂技巧，无可否认地成功——但都经历过短期业绩低潮的阶段。将乌龟和兔子引进资金管理的概念中， "这是对生活的又一讽刺，因为追求短期业绩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这是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的。
格雷厄姆-多德都市里的超级投资家的杰出业绩都是在对短期业绩毫不理会的情况下取得的”，沙罕评论道。学术界和研究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试图决定哪些券商或者哪些战略最有可能在某段时期内击败市场。
在过去的几年里，享有盛誉的《金融日报》基于著名教授的研究成果亦发表了几篇文章。文章提出的是同样的基本问题：对共同基金的业绩是否有一种衡量模式?这些大学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探讨和数据分析，但是他们的研究却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投资者相信对券商的跟踪纪录可以显示其未来的业绩。这就创造出一种自我满足的动力，让今年的资金跟着过去几年的顶级券商走。当这种动力以1年为单位进行衡量时(即根据去年的商家来选择今年的赢家),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热手”现象。“热手”现象就是通过观察在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基金，从而预测出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业绩也会突出的现象。这样做是否可行呢?
尽管研究是彼此独立的，但这些学术界人士却得出相同的结论：没有显著的证据能够帮助投资者选择下一年度的顶级业绩持有者。不管投资者如何在“热手”基金之间弹来跳去，只要“热手”以价格业绩来界定就无助于他们建立自己的净资产。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沃伦·巴菲特对这些学术研究的看法。对于他来说，故事的寓意很清楚：必须放弃将价格作为惟一衡量尺度的固执做法。必须从事倍功半的短期评判习惯中摆脱出来。但是，如果不将价格作为最佳衡量尺度，应该使用什么尺度取而代之呢?
“什么尺度都不用”，并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即使是买股并持股的战略也并不推崇两眼一抹黑的做法。我们必须找出另一种衡量业绩的尺度。幸运的是，的确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巴菲特评判自己业绩的奠基石，也是他衡量他所管理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业绩的奠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