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估基金业绩那一章节中引用的专业分析明显显示，不论你选择哪种方式分析那些数据，你都很难仅仅用风险和投资模式的影响将他的业绩数据解释明白。的确，波顿的基金总是承担着投资顾问们所说的“积极风险”。他的基金通常与股市指数关联不大，其投资组合与几乎所有其他基金经理相比，更加不与金融时报全股指数相似。波顿这种决策是有意识的，因为他一开始就决定承担风险，支持自己与市场不同的对个股价值的判断。从狭义的角度看，这种积极风险有助于揭示为什么他的基金能够获得高度高于市场和同类基金的收益。但是单纯用异于市场的行为来解释他的成功，理由不够充分：如果做一名彻彻底底的逆向投资者是战胜市场的绝对保障，那么你可以确定，这个行业的所有其他人都将这么做。而他们并未这么做是因为，要做一名逆向投资者并且做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基金管理中承担大量积极风险的通常结果是，你要么大幅度战胜市场，要么惨重地落后于市场。
波顿的基金承担着“积极风险”
通过研究波顿的投资模式来解释某些他战胜市场的时间段，这当然是可能的。特别是，自从2000年熊市结束后，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市场对波顿这类价值投资者的回报超过了其他类型的投资者。这是为什么他能够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正如他在90年代后半期没有投资于大型股和拒绝支付被过度密集吹捧的互联网股票的行为，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那段时期的业绩表现暂时严重落后于市场。但投资模式分析无法解释的是，波顿是如何在他管理特殊情况基金的整个期间，并实际上是同样在其间的每连续5年和7年期间，获得如此卓越的成绩，投资模式之间的差异趋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互相抵消，并且如上一节引用的分析表明，他在更长期的时间内获得的高于市场水平的收益，几乎都完全源自于他的选股能力，而非基金的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