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关系
就美国经济当前的情形来看，在中期乃至长期，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固有的替代关系。这一关系常常被表述为菲利普斯曲线。
在短期，经济完全可能位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上方或下方，并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周期性波动。实际上，人们通常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本身也具有不断向外移动的趋势，且移动的速度与近期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以下简称通胀率）相关，尤其是通胀率未能充分体现突发的外部冲击如战争或石油危机时。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胀率为零时对应的是自然失业率状态。而“自然失业率”这一术语却极具误导性，“自然”似乎意味着这一水平的失业率是正常的、可接受的。
大家普遍认为，当前的“自然”失业率在6%～7%。然而，对于关注经济效率和生活质量的人来说，这样的失业率水平作为长期目标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首先，失业将直接导致产出的减少，而产出减少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次，遭遇失业的个人和群体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道德危机、违法犯罪、家庭破坏以及普遍的焦灼心态。
如果失业能够在人群中均匀分布，失业形式表现为工作时间缩短、休假延长、提前退休等，那么这样的失业率水平或许是能够接受的。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解决通胀问题。
这是因为，若失业表现为上述形式，就无法对工资和物价形成足够的下行压力，而这种压力对于遏制潜在的通胀来说是必需的。这种形式的失业，最多只能抑制高就业水平时的高收入，而且这种抑制也是无效率的。
实际上，如果菲利普斯曲线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在该曲线上选择一个最优的失业率水平，同时接受其对应的通胀率就是可取的方案。
而最优失业率的确定，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合理权衡：资源闲置带来的产出减少；各种因素导致的效率损失，如价格无法灵活变动、应对意外变化时的产能储备以及“中空管道”操作涉及的各种限制因素。
与此失业率相对应的通胀率若能得到精准的预期，那么通过利率水平和其他长期合约的恰当调整，这样的通胀环境就是可以适应的。这样的话，通货膨胀的主要弊端就仅限于一些小麻烦。
例如，要保持价格的实时更新，人们从心理上要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会不断贬值等。
通货膨胀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通胀率的高低，而在于通胀的不可预知。
其实我曾一度认为，一个温和的通胀率，将实际货币存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反而更容易把通胀率控制在小幅波动的范围内，这样的经济环境要比尽力争取零通胀率更好。
通胀率为零时，相对应的实际货币存量较大，于是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一高货币存量时的真实通胀率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如-1%～1%）；相比之下，将一低实际货币存量时的通胀率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如4%～6%）则要容易得多。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0”这一数字具有特殊的地位，将目标设为“0”要比设为“5”更容易让人接受；与两种情形下的操作难度相比，前者在心理学上的焦点意义或许更加重要。
然而，这种方案的困难之处在于，已经发生的通胀极有可能引发进一步通胀的预期，从而通胀自身加速上升并移动到菲利普斯曲线之外。
于是，与最优失业率水平相对应的通胀率将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崩溃。
这样一来，即便传统的政策工具在实践上并非不可行，即便能够诉诸“反通胀政策市场”（market anti-inflation policy），但作为一项长期政策，保持一个稳定的通胀率似乎是极为困难的。不过，至少在短期内，即使是未能正确预期的通胀，其损害也要远小于失业的损害。
未能正确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将导致财富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任意分配，而这种分配往往是不公平的。
此外，当市场上的价格未能与通胀同步上升时，通胀也将导致买卖双方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不利于买方，或不利于卖方（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看，工业品价格特别是公用事业价格的下降幅度未能与总体价格水平下降保持同步）。
由此，经济中的总产出在各方之间的分配就可能出现非效率或不公平，不过，只要就业水平保持不变，待分配的产出总量就是不变的。
有人失利，有人得利，但在总量意义上，得失大体是相等的。
与通胀不同的是，失业将导致待分配的产出总量减少。在这种情形下，大部分人都会受损，几乎无人受益。因此就其本质来说，未能预期到的通胀就好比盗用（embezzlement），而失业则类似于毁坏（vandalism）。
然而，流行的观念却大不相同。绝大多数人反复思量之后都以为，通货膨胀会使所有人遭受损失。
这是因为，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如果通胀不发生的话，收入还是会增长，而物价却不会上升。
政客和金融家一再把通货膨胀导致的负担称为“最严酷的税收”，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错觉。
由此导致的政治后果是，即使那些亲身经历过失业痛苦的人，也总会认为通货膨胀对自己的危害要比失业更严重。
在多数投票规则下，选票几乎不可能反映选民对各种备选方案的偏好强度，因此，实践中的政策取向往往优先考虑降低通胀，而非优先考虑减少失业。如果注意力都集中到次要问题上，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关注更重要的问题了。
在某种意义上，通货膨胀的作用机理的确像税收一样，但其效果在现代社会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绝大多数契约以金属货币或无息票据的支付形式订立时，对持有这些支付工具的人来说，发生通货膨胀的确相当于缴纳了一笔税收，而货币当局也确实可以借此手段控制大量的资源。
但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契约均以支票的支付形式订立，而支票对应的银行账户一般都是有利息的，并且利率水平已经将通胀率考虑在内了，因此持有这些支付工具的人缴纳的“通胀税”实在是微不足道。
当然，对现金余额的持有者来说，当银行存款利率低于通胀率时，通货膨胀的确给他们带来了损失，但受益者是各家银行，而非政府。
即便如此，银行间的竞争也会促使它们以各种形式将这笔“通胀税”返还给储户，如改善服务或降低服务收费（尽管这样做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
对持有货币的人来说，“通胀税”似乎具有累退性，因为低收入者在购买商品时更多地用现金支付。而对那些收入仅够糊口的人来说，他们平均持有的货币更是少得可怜。
不论哪种情况，就持有货币的平均水平来说，每年10%左右的“通胀税”恐怕很难称之为“最严酷的税收”。
然而通货膨胀不一定会导致失业率下降
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短期权衡取舍：当政府增加经济中的货币量时，一个结果是通货膨胀，另一个结果是至少在短期内降低失业水平。以下是推导逻辑：
a) 货币量增加，提升支出水平，从而刺激物品与劳务需求
b) 长期的高需求引起高物价，继而引起企业更多的生产，更多的雇佣
c) 更多的雇佣则意味着更少的失业。
经济学家仍对菲利普斯曲线有所争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2014年之前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短期权衡取舍。这就简单地意味着，在一两年的时期中，许多经济政策在相反的方向推动通货膨胀与失业。
有一种情况叫滞胀
滞胀产生的原因的一种解释是总供给（Aggregate Supply）的减少，这是一种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可以用宏观经济学总需求-总供给(AS-AD)模型解释。
举例来说，由于中东石油输出国家政治不稳定因素引起的世界油价整体上升 ，会引起某石油进口国总供给的减少。对于石油进口国来说，这会增加几乎各个产业的生产成本；该国家各个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那么该国家的总供给减少。油价上涨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供给震荡。
菲利普斯曲线表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一种替代，而当供给震荡发生时，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表现不是在原有菲利普斯曲线上进行替代交换，而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向上向右移动（恶化），换言之，该国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可以仍然有替代效应，但是，它们将会在一个更高（更差）的水平上进行替代。
滞胀产生的另一原因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
另一个例子，某国政府考虑到短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替代效应，他们认为该国可以容忍以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为代价降低失业率。于是他们使用增发货币的手段，提高了总需求（AD），从而刺激了商品服务的产出，增加了劳动力需求，增加了就业。
然而，时间推移，人们逐渐适应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产生较高预期。这种较高预期使得企业和工人在制定/要求名义工资时，考虑更高的通货膨胀调整，即制定/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从而失业率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