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犹太血统没有产生族群的忠诚，引导我支持以色列。相反的，我以身为少数族群自豪，像个局外人，能用不同的观点看事情。只有批判性思考和提出独特观点的能力，才能弥补身为匈牙利犹太人而一直困扰我的危险和侮辱。”
索罗斯的父母和他本身的经历，都没吸引他更接近犹太信仰。即使纳粹大屠杀强烈地激发他想起自己的宗教背景，但对他的宗教信念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1944年躲避纳粹追捕的经历，使他学到冒险和求生图存的技巧，但他并没因此更像犹太人。
如果他从纳粹大屠杀吸取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应该说他相信少数民族――如欧洲的犹太人――将来应该受到保护，而最好的保护方式，莫过于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给予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力。
1992年10月初，索罗斯邀请以色列企业家班尼·蓝达(BennyLanda)到纽约的寓所吃晚饭。蓝达是一家叫做英迪格的高科技公司的主人，英迪格是全球高品质数位彩色印刷产品的翘楚。这个晚上后来被证明是非常美妙的。
6月间，蓝达请美国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公司替英迪哥做些策略性的规划工作。第一波士顿公司建议先从直接发行证券做起，几年后再公开发行。就在第一波士顿的直接销售备忘录即将完稿、继而寄发给可能的投资人之际，索罗斯得悉该公司的意图，进一步探询之后，他请英迪哥暂缓寄发直接销售的备忘录，并表示他有兴趣吃下全部作为投资，共5000万美元。
这个消息对蓝达来说，无疑是个天大喜讯，因为他本来预期至少要有六位投资人才能卖完。双方谈好条件,索罗斯又告诉蓝达，他个人对这件交易很有兴趣，但希望在最后敲定之前，见见这位企业家。索罗斯请他到纽约来，共进晚餐。
索罗斯和蓝达见了面。在场作陪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索罗斯的同事查特吉，另一位是第一波士顿公司的总经理罗伯·孔瑞茨。
他们在晚上7时30分开始吃饭，前后四个小时。大家坐下来享受丰盛的晚餐后，索罗斯请蓝达谈谈自己和他的公司。这事大概花了20到30分钟。接着蓝达问索罗斯，是不是该轮到他请这位投资人谈谈自己了。
“没问题,”索罗斯答道，他以为蓝达要问他有关投资上的问题。
“喔”，蓝达打断他的话，“我看过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对那不是很有兴趣。”索罗斯听了这话，皱了皱眉头，蓝达却没有注意到。“我感兴趣的是，”蓝达提醒自己，要讲得含蓄些，“身为犹太人，你的感觉如何?和以色列的公司做生意,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意义。”
蓝达听人说过，索罗斯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却对犹太信念无动于衷，蓝达有点难以理解，所以有此一问。
对于这个问题，索罗斯看起来似乎很惊讶，但没有不快。
“不论是哪里的公司，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并不是因为你是家以色列公司，我才感兴趣，只是因为这事看起来似乎是个很好的机会。”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索罗斯侃侃而谈他的犹太血统、他的意外经历，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躲避纳粹的追捕。“那是我这一生中最刺激的经历之一，”他告诉蓝达.“那种躲藏就像玩警察抓小偷，刺激极了。”他们也谈到犹太的民族性和犹太人的自我憎恨。那个晚上，有些时候，两人辩了起来一不是争得面红耳赤，而是相当心平气和地辩论，但话题都是蓝达后来所说的“那些切身而痛苦的问题”。
查特吉和孔瑞茨整个晚上几乎没开口。后来蓝达解释说，这两人一定是听了索罗斯和他整晚聊的竟然都是和生意无关的话题，吃惊之余，不知如何开口。
蓝达和索罗斯聊天的时候，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令这位投资人否定自己的犹太根源。他注意到索罗斯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时，总是把它看成很刺激的游戏。可是现实中，他一定经历了难以想像的恐怖。于是他作出结论:身为犹太人，对索罗斯来说是个负担而从来不是有趣的事。
那个晚上的某个时候，索罗斯透露，直到80年代初，公开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他才不觉得浑身不自在。在这之前，他总是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索罗斯说:“或许是因为在商场中的成功，终于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承认自己的犹太血统。”
他们又扯到民族情感的话题。蓝达认为:“民族主义含有某些建设性、正面的内涵，犹太人复国运动是一股十分积极向上的力量，值得为之奋斗。”他告诉索罗斯:“我希望能够吸引你更接近它。”
索罗斯深受纳粹的残酷折磨，对民族主义没有好感。“那只会带来邪恶和破坏的行为，引发盲目的爱国心和战争，”索罗斯回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如果民族主义有可能只出现建设性的一面，没有负面的特质，以及因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伤害，那你说的是对的。但那不可能。”
时间接近11时30分，索罗斯和蓝达神色间都露出疲态。蓝达转向索罗斯，说:“我觉得那是我的使命，就像你对其它政治信念的认同，终要把你拉回来认识以色列。把你拉回到犹太人的世界里。”
“那会很有趣，”索罗斯含糊其词，并不十分热心。
在电梯中，查特吉对蓝达说:“我很吃惊。这一辈子，从没看过这样的事，关于乔治的那些事，我从来不晓得。”蓝达自己也很惊讶。
几个月后，1993年1月，蓝达在索罗斯的纽约办公室和这位投资人见面，握手、签约。
索罗斯一定还记得10月间他们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可能觉得他让人留下印象，以为他不肯和以色列公司有所往来，害怕如此将使自己的犹太血统过分曝光。他设法消除蓝达可能持有的这种想法。
索罗斯说:“你该知道，我很高兴这家公司在以色列。”蓝达认为，索罗斯的意思是说这件生意对他的确具有个人的意义。蓝达趁机邀请索罗斯到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1947年我到英国，1956年到美国，”他这样说，“但从来没变得很像美国人。我的犹太血统没有产生族群的忠诚，引导我支持以色列。相反的，我以身为少数族群自豪，像个局外人，能用不同的观点看事情。只有批判性思考和提出独特观点的能力，才能弥补身为匈牙利犹太人而一直困扰我的危险和侮辱。”
犹太教信仰对他是个负担。这事没有特别的好处，只会带来“危险和侮辱”。因此，战后他尽量避谈自己的宗教。他的哲学观念无一来自犹太教。
他的老友和事业上的伙伴拜尔伦.伍恩指出，“乔治从没否:认自己是犹太人。他从没背离自己的根，但我想，他不希望那是自己血统的核心。”
“他是犹太人的这个事实，标志着他必须有所逃避。他必须奔逃，躲起来。到了美国之后，身为犹太人，便被划为一个特别的类属，而索罗斯希望摆脱所有类属。他希望因自己所做的事、自己的智慧和成就而为人接纳。他不认同犹太教义，但另一方面，也不背离。他假定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不会刻意告诉别人说自己是犹太人。”
与班尼·蓝达见面后，乔治·索罗斯出现了更深沉的变化。90年代初，朋友和同事开始注意到他对宗教的态度改变了，开始对自己的过去重新感到兴趣。他开始请一些熟识的朋友，如丹尼尔·村隆，介绍他看一些书，包括犹太法典。其它方面。他也有所觉醒。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正式揭幕式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大声地说:“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匈牙利犹太人。”珊卓·布拉隆也在场，还记得人群惊愕的样子。罗马尼亚人不习惯听到某个人在公开场合以身为犹太人为荣。
是谁唤起乔治·索罗斯的犹太人自觉?尽管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和他的犹太血统展开攻击，但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愈来愈能够安然处之。他已在商业世界得到巨大的成功，因此觉得可以不怕遭人攻击。他不再担心犹太血统会带来惩罚。
他在东欧亲眼目睹的苦难，特别是90年代初波斯尼亚的战争，使他想起犹太同胞在本世纪稍早承受的痛楚。在他资助萨拉热窝重建供水和天然气管线后，有位记者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样犹太人，会同情伊斯兰教国家。索罗斯表示:如果你经历过纳粹大屠杀，再见到另一次类似的情形，便有特别的感触。我尤其关注前南斯拉夫的大屠杀。”
多年来，他的犹太同事直设法吸引他更注意这个犹太国家，但徒劳无功。索罗斯对犹太信仰的冷漠，令他们相当气恼，但是他们十分清楚，不管费多少唇舌，索罗斯本人还是必须经历某种转变，才会去拜访以色列。
他以前老是说，远离以色列的原因，是不满以色列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另一个理由是，他觉得社会主义式的以色列经济过于僵化，对投资人太不友善。由于他提供援助的目的，在于打开东欧的封闭社会，稍后更扩及前苏联地区，所以没有理由在已经走向民主的以色列取得一席之地。他不认为以色列需要“开放”。
但是别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努力，极力说服他到以色列看一看。
1993年秋，以色列宣布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秘密谈判，希望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以色列经济学教授古尔·欧佛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写了封信，请索罗斯重新考虑到以色列一游之事。
“阁下应该还记得，我们谈过，但你拒绝到以色列一事。”欧佛写道,“过去几年中以色列已经历非常重大的经济改革,而且我们将要拥有和平。此时应当重新思考您和以色列的关系。”欧佛写的信便如石沉大海一般。但索罗斯宣布1994年1月将访问以色列，等于间接给他答复。
索罗斯决定造访以色列，或许不是因为对这个犹太国家有了新的兴趣，而是想向整个世界宣示:他不屈服于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虽然被指责为替以色列的知识分子效力,索罗斯却想表示这样的抨击不会使他却步。
尽管以色列很希望有像索罗斯那种身分地位的人造访,一些以色列人对这则消息还是相当审慎。这样的审慎态度和索罗斯本人没太多关系，而是和一位叫做罗伯特.麦克斯韦尔的国际金融家有很大关系。几年前，以色列人铺上红地毯欢迎麦克斯韦尔，这个和索罗斯一样，直到年近暮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根源。麦克斯韦尔来访之后，以色列人大感遗憾，原来麦克斯韦尔不是什么好人，甚至可以说是骗子。因此一些以色列人担心索罗斯是另一个麦克斯韦尔，带着他的数十亿美元财富和神秘的金融理财活动，到以色列招摇撞骗。
虽然大部分以色列人没听过索罗斯这号人物，以色列政府重要的官员却听过，而且决定让这位投资家受到最好的待遇。索罗斯离去时对以色列留下正面的印象，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因为只要他在国际金融圈讲一两句话好话，以色列对外国投资人的吸引力便会上升。的确，单是他因商务目的造访以色列这样的事实，以色列的宣传机器便能拿来大作文章，说它的经济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索罗斯在以色列已有两项小投资，他也到现场巡视。其中之一是吉欧电信公司，经营特别行动广播和无线通讯事业，另一家公司就是英迪格。索罗斯在英迪格拥有17%的股份，1993年价值7000万美元，1994年增值一倍。
索罗斯获准会见大部分以色列重要政治和经济官员，从总理拉宾到以色列银行总裁法兰克尔:索罗斯以前曾和法兰克尔一起共事。拉宾告诉索罗斯，以色列正试着加速推展一些公营企业的民营化工作，很欢迎这位投资家参与。
一天晚上，在地中海岸，特拉维夫北方的赫齐里亚艾凯迪亚饭店里，他们为索罗斯安排了一场晚宴,全国金融圈约250位知名人物到场。索罗斯将对这些人发表演说。黄昏时分,索罗斯问班尼·蓝达，他该讲些什么。蓝达说，听众除了想听他的商业生活，还想听身为犹太人的他，谈谈在今天的以色列感受如何。“把那天我们一起吃晚饭，你告诉我的事,讲给他们听。”索罗斯同意照办。
索罗斯讲了20分钟。以往索罗斯大庭广众面前都能侃侃而谈，但这一次，却显得结结巴巴。蓝达说，索罗斯“变得很别扭，含糊其词，口齿不清，且颠三倒四”。这可能是索罗斯第一次站在人群前面，试着以亲身感受的方式，谈自己的犹太血统。要是他始终以身为犹太人为荣，可能就会很顺利地把话讲出来。但是在他长久以来一直掩饰自己的犹太血统之际，一定察觉每一位听众都以身为犹太人为荣，而且其中不少人也可能曾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失去亲友。他一定了解，在他怀着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和否定心情时，他讲的话很难叫人信服或产生吸引力。
在那20分钟里，索罗斯把他约一年半前向班尼.蓝达讲过的大部分话，重新讲了一次。他谈到，小时候被朋友叫做异教徒有多么愤怒，一直无法接受身为犹太人的事实，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以色列保持缄默，因为他对这个犹太国家没有好感，所以最好什么话都不说。也提到，以色列现在似乎放弃了大民族主义，而且正采取行动和阿拉伯邻国媾和，所以他才能很自在地来访。
他谈到自己的公益慈善哲学，说明以色列一直是向外伸手的国家，但以他的观点，不认为该这么做，相反地以色列是适合投资的地方，不是做公益慈善事业的地方。他无意把公益慈善事业延伸到以色列，但他目前在以色列有两项投资，而且还在考虑做更多的投资。
对索罗斯的来访，不是每一位以色列人都持乐观的态度。许多以色列人根本不晓得该怎么看待他，听了他那个晚上在艾凯迪亚饭店的演说，他们大为失望。“对那些听众来说，那是个叫人惊愕的晚上,”班尼.蓝达回忆道，“由于他不肯为这个国家贡献一些东西，他们大为失望。”
“很多以色列人对他的演说感到生气，而且是很生气。虽然每个人都了解他很坦白直率，视听众有如自己人，而且说出的都是肺腑之言，但有些人还是不解，何必弄得大家不愉快。他们说:我们有过集中营的经历，失去了家庭，并没有变成反犹太主义者。而他却背弃以色列?背弃犹太信念?他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我们得听他要和以色列保持距离的话?”
索罗斯必须克服很高的期望。有些以色列人期待，或至少抱着一丝希望，想听到索罗斯一掷千金，宣布他计划在这个犹太国家投资多少多少。但至少他提醒以色列人相信，他是精打细算、很认真的金融家。以色列人虽然发现他欠缺支持以色列犹太化的热情，但不得不承认，索罗斯谦逊有礼，不摆架子，不像麦克斯韦尔光讲大话、投机取巧。他们不再拿他和麦克斯韦尔相提并论。
索罗斯现在认为他是研究这个犹太国家的某种专家。访问以色列后没多久，1994年1月11日他来到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的“拉利金现场”节目，前联合国大使珍·柯克帕垂克作为来宾之一和他合作节目，柯克帕垂克表示她怀复以色列和叙利亚可以马上讲和，索罗斯则非常肯定地说:“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们从内心的深处有了真正的变化。我想，双方会有和平的，因为他们真的想那么做。”
